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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升M88 师生王亮、程雯君在《人民法院报》刊文

来源：明升M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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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围绕法治原则展开的具有法治意识、法治精神、法治理念等要素的法治文化传播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法治初心的生动呈现，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重要源头，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提出：“加强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史特别是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的研究，传承红色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血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快发展律师等法律服务队伍，完善普惠性公共法律服务，加强法治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这充分彰显了国家在法治文化建设上的坚定决心。而延安时期法治文化传播的经验与价值，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注入了创新动能，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意义。

延安时期法治文化传播的历史价值

延安时期的法治文化传播不仅在革命年代为我们党赢得群众支持提供了保障，其价值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创新意识形态建设及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

突出理论传播的价值，促进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一系列法治建设活动，如新法学会等组织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大众化，注重将法律知识、法律制度、法律措辞通俗化，使法律成为群众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同志指出：“要在大众中吸收些新语,创造新语；同时有些旧语，要经过新的洗炼才能适用。有一条须注意：长的名词,大众不喜欢用，总把它切短。”针对根据地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穷人当家作主”，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表述为“不管地主还是农民，犯了错都要受处罚”等贴近生活的表述，使法治思想与群众的利益诉求直接关联。这种理论传播模式让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突破书本与理论研究的范畴，使其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

坚持舆论斗争的价值，建立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宣传相抗衡的、具有鲜明革命特色的话语体系。延安时期，蒋介石为维护其独裁统治，在国统区抹黑和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舆论上竭力强化反共宣传，诬蔑共产党、红军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骂共产党、红军是‘赤匪’。抗战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又打着民族团结抗战的旗号，指责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权是‘武装割据’、‘封建割据’，‘破坏军令政令统一’、‘破坏团结’、从而‘破坏抗战’、‘危害国家’”。面对前后夹击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建立并宣传一种全新的、与之相对抗的以平等、公正、民主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其强调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维护人民利益、对抗不公的强有力武器。中国共产党通过实际行动澄清谣言、消除误解，有力地争取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法治文化的认同，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法律制度的虚伪性、压迫性和阶级性，在国内和国际上树立了积极正面的形象，为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注重受众改造价值，促进农民传统法律观念发生深刻转化。李大钊同志曾指出：“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这村落主义、乡土主义可以把农民运动分裂，可以易受军阀土豪的利用，以致农民阶级自相残害。”加之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法律文化和观念影响之下，存在着严重的“官本位”思想，使得广大农民长期处于孤立封闭的状态，对法律以及公民权利等缺乏认识。而延安时期法治文化传播，使得农民的传统法律意识逐渐发生了转化。如1937年的识字运动，开展冬学、夜校、识字组等活动，让原本被排斥在文化之外的农民掌握了知识武器；1943年6月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规定所有的民事案件都需要调解，标志着边区调解工作的制度化和程序化。通过在乡村设立调解委员会，农民担任陪审员、调解员，经过“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司法实践，使农民在参与纠纷解决中逐渐形成“依法办事”的意识，认识到自己作为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法律不再是遥不可及、与己无关，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土地、婚姻、劳动等权益，逐步培养起当家作主的意识，这种转变对于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

延安时期法治文化传播的实践方式

&ensp; 延安时期的法治文化传播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法治建设的重要探索，形成了独特的传播模式，既提升了边区民众法治意识、巩固了革命政权，也为当代中国法治化建设提供了实践经验。

在制度化传播中形成了干部教育与群众普法的双轨并进。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形成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后，一方面，迅速扩充干部队伍，而干部的阶级成分比较复杂，对干部教育便有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颁布了大量惩贪治腐的法律规章和相关制度，如建立“三三制”政权和“参议会制”政权组织形式，同时还指出：“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此外，制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法规，提升了干部法治素养使其成为法治传播的骨干力量，增强其政治意识与党性修养，保障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另一方面，陕甘宁边区群众文盲率超90%，群众懂法读法存在极大困难。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指出：“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因此，通过印发通俗小册子、张贴法律标语等实施普法计划，提升了群众文化素养、消除了封建残余、普及了法律常识。干部教育与群众普法并行的模式，很好地保障法治文化传播权威，又让法治文化深入人心，形成了良好的法治文化传播氛围。

在大众化传播中形成了报刊广播与文艺团体的传播矩阵。延安时期，如何有效发动、激励群众并凝聚人心，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课题。一方面，报刊和广播是延安时期党传播法治文化、建构法治话语的重要载体，发行了《解放日报》《抗战日报》《救亡日报》等，这充分调动了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和行动热情。1940年12月30日，作为解放区首个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迎来了它的首次开播。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广播语言以口语化、通俗化的特点，成为法治文化与群众的关键纽带。另一方面，文艺作品在法治文化传播中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如延安鲁迅艺术文明升M88 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成为经典，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批判封建礼教、宣传边区婚姻法规，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念。这些方式为党宣传法治文化发挥了积极的舆论导向作用。

在生活化传播中形成了司法示范与日常规范的互构协同。延安时期，司法示范对传播法治文化的引领作用极为显著。“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典型代表，1949年5月，马锡五同志本人在延安大学回答学生提问时，将“马锡五审判方式”归结为“就地审判、不拘形式、深入调查研究、联系群众、解决问题。”“封芝琴婚姻案”便是其中典范——通过“田间审判”、群众性公开审判大会等形式，让群众参与案情讨论，最终确立婚姻自主原则。这类司法实践既公正解决了具体纠纷，向群众展现了法律的公正与权威，又兼具纠纷化解与法治教育功能，有效推动群众知法懂法守法，促进司法理念的传播。日常规范则为法治文化传播提供了深厚土壤。边区政府通过创办法明升M88 系、编写通俗法律教材，将法治教育贯穿教学体系；巧用黑板报、墙报等宣传方式，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展示司法案例，让群众逐步养成自觉守法、依法办事的习惯，使法律规范内化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这种关于法治文化的生活化传播方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后续的法治文化传播提供了方法路径。

延安时期法治文化传播的现实启示

&ensp; 延安时期的法治文化传播为新时代法治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进入新时代以来，法治文化传播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人民利益为根本、创新传播为路径，提升了群众法治意识，为法治建设提供保障。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先，超越党派利益，立足中国革命实际与人民需求，坚决摒弃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及放弃法治原则的妥协倾向，积极倡导并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在党的领导下，法治文化建设突破教条主义桎梏，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实践形态，逐步构建起涵盖政权建设、土地、劳动、婚姻等多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延安时期法治文化传播取得成效的核心保障，其探索为中国特色法治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这充分证明法治文化传播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新时代推进法治文化传播工作，当从国家战略高度统筹规划，确保传播方向正确、内容科学、方式有效，真正实现法治为民、法治强国的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颁布了相关法律制度赋予人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确立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更推动男女平等思想的普及、破除男尊女卑的观念。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行动纲领与价值指南，在实践中取得实质性突破成就，从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与坚定拥护。新时代法治文化的传播需双管齐下，一方面应贴近群众生活实际，聚焦热点难点问题，通过多元途径让群众切实从法治文化中受益，助力其运用法律武器捍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需深度扎根群众，充分依托群众的智慧与力量，推动法治文化内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进而全面助推社会法治进程的发展。

坚持创新法治文化的传播路径。法治文化阵地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宣传教育的关键场域。延安时期法治文化传播以官方文件、报刊广播为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传播法治文化的方式也在不断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近年来，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了多元传播媒介与工具，线上充分运用抖音、微博、AI等，以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开展宣传，提升覆盖范围与传播时效，实现法治文化的传播更便捷高效广泛；线下可通过社区座谈会、主题展览、AR体验馆等活动，如打造“延安时期历史AR体验馆”，这种“线上﹢线下”传播路径，延续延安时期红色法治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法治文化深入人心，为法治社会建设注入新活力。

站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上，回望延安时期的法治文化传播实践，其核心价值不仅是总结历史经验，更在于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方法论启示。在守正创新中推动法治文化融入社会生活，助力新时代构建更具强大生命力的法治文化建设，使法治精神成为全民共同信仰与行为准则，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本文系2025年陕西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陕西着力建设红色文化传承弘扬高地路径研究》（2025WHZD29）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明升M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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